记者（下简为记）：什么时候回过海宁故里？故乡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

周志炎（下简为周）：我记得在抗战胜利以后回去过一次，看了一些亲戚，那时候十几岁了。那儿也很荒凉，有田埂，有桥，有流水，小河里面还有虾。我那时候是小孩嘛，小亲戚带我去抓虾。
我家在盐官（镇）放水桥，现在地图上能查到这个地名。我们原来是大家族，房子据说有九十九间。我父亲是大房的。后来抗战前后家里人都走光了，只剩下几个人了，他们生活都很困难，房子慢慢就拆的拆了、卖的卖了。
（你以后再去是什么时候呢？）以后就没有去过，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动的。心里面有一个故乡，但也不是天天想着这件事。 想起来（心里）也是很有一点味道。但是现在回去看，亲戚也没有了，都联系不上了。

记者：每年差不多六月，高考学生都要选专业，您当年是怎么选自己的专业，古生物又是怎么一个专业？

周：我浙大考进去就是地理系。二年级有气象、地理、地质三个组，我选了地质。
地理也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地理里面有人文地理也有自然地理，其实还可以分很多分支。实质我们学的还是自然地理，自然地理就是包括地貌，山川，海洋，土地，沙漠，（地球）不是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其实海可以枯，石也可以烂。我们从长远的地质时期看，地球历史有45亿年，这个历史里面不知要经过多少变化，山变成海，海变成山，像喜马拉雅山，原来是地中海海底，印度板块冲上来，跟欧亚板块冲撞，就造成山了。大学里通常不设古生物专业，个别有，一般的是地质学，或者地球科学。我们生在地球上，要对地球有所了解吧，我们这个学科是研究地球的，具体说，我们古生物学研究的地球历史，一个是生物环境变化，还有是地球本身的变化。

记：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您觉得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是什么？

周：如果要说，感到有点成就感，就是我做了关于银杏方面的工作。为什么有点呢？银杏化石发现有一百多年了，但是国内外没有做到我们这种程度的，没有我们的深度、我们的高度。我们科学工作者，国家培养这么多年，起码对国家有个交代吧。我觉得花了好多钱、花了好多精力，（有）这么好的条件，有个交代，是我自己比较安慰自己的，但也没有什么特别兴奋。因为学问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没有底的，如果到了顶了，就没有前途了，也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做到，它是无穷的。科学就是这样，就像在海边上去捡一个贝壳一样，但是再好也就一个，也就这么一点，你说你能贡献多少？从大海的角度你算什么？从做学问来讲，或说做人来讲，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记：您也说过自己还是个幸运儿。

周：那当然了，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标本，我有本事也不一定能做得出来。是机遇，或者说机缘。我就有个大学女同学，是跟我一起到这研究所里来的，她八十年代初当了我们这个所的所长，但九十年代就去世了，她就是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机会吧。但是她的成就、她对古生物学的发展、对我们学科的发展，有很多贡献，我没有，反之我这方面的贡献她也没有。
我的看法，做人非常重要，（要明白）自己人生的定位，把它放在哪里。

记：一个人成功，总有他的道理。什么是您的秘诀？

周：我兴趣也还广，但是做事情认真。我小时候踢球啊、下棋啊，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会的。其他的知识各方面的了解也还是……，不是说像书呆子一样的。我做事情是属于心很集中的，很全心全力，而且也不怕反复，很耐心。

记：为什么能成为院士呢？

周：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并没有把“当什么”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不过做了点实事，被选为院士是很偶然。

记：那些过去的老知识分子，像您的老师斯行健先生是中国第一位古植物学院士，在青年时期对您是什么样的影响？

周：老师是1901年出生的，他是浙江诸暨人，他原来在北京大学，读的地质系。二十年代后期，有机会到德国去留学，就到了柏林学古植物学。他的老师是当时德国的权威，那时中国国际地位不高，人家看不起中国人。他去的时候是夏天，他的老师说，我要去度假了，我这里有很多标本，你去看吧。然后老师就走了，把他晾在那了。他就认认真真每块标本都去看，他有古生物基础，看了之后名字一下子就记住了，他这个人很聪明，博学强记。老师回来就拿一个标本问他：这是什么？他马上就讲出来。那以后那个老师就对他另眼相看了。为国人扬眉吐气，这个不简单。
这是老师给我们讲的，他是为了教育我们。（激动，哽咽）

记：他们这代人身上有很多品质，可能你们都看到了。

周：可能真的有点傻气。

记：您觉得您身上有吗？

周：我自己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在英国进修时，那时我带着些标本出去的，那是我们在国内建的新的属（注：周志炎在进行松柏类植物研究中，建立了一个新属——“缝鞘杉”），但是他们不承认。当时中国刚改革开放，人家对中国，是文献也不看，对你的工作根本就看不上眼。我就把标本带过去给对方看，想我们可以一起做，看看是不是一个新的植物。对方的态度非常不好，说是瞎搞，说你这个将来肯定得不到认可，也不能发表。我们也承认我们当时落后，但是我也不服这个气，好吧，那我就一个人在那边工作，我做完了以后，把文章投在英国的专业杂志《古生物学》，发表了。人家到现在也没人说我这个属不对啊。我就争一口气，你们瞧不起，那我就在你们的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那你怎么说。所以我对国外‘权威’，不像有些人把他们当做什么一样，我就是有这点骨气。

记：所以做科研有不仅要有点傻气，也要有点不服气。

周：一方面是有点傻气，一方面做人也要有骨气。

记：如果给您一生找个关键词，觉得是什么？

周：做人很关键，一个是诚信，另外一个敬业也是很关键的。

记：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年轻人分享？

周：那就是你对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不要低声下气，在科学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不应该迷信人家。

记：能不能给故乡的青年学子说一段话，鼓励鼓励他们。

周：我们浙江、我们海宁从来是出人物、出英才的地方，。我们要多想怎么真正把精力用在工作上，让我们国家富强，圆中国梦。人难免有些弱点，比如年轻人喜欢玩，这也是正常的，但是要有一个分寸，太死读书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