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最近一次回家乡是何时？有何印象？

徐匡迪：两年前我回嘉兴很大感触。嘉兴用很大力度推科技产业化，建了很好的园区。城市发展不创新，不占领新科技高点不行。我看电视说有个村子，用光伏发电（编者注：新塍镇沙家浜村——浙江省首个光伏发电村），非常好。我们老家历来尚文崇德，人杰地灵，出了很多读书人，很多大学问家。

记者：钢铁是重污染工业，您的“可循环钢铁新流程”推广了吗？

徐匡迪：首都搬迁到曹妃甸的京唐钢铁厂已成功投产五年，但目前还未在全国大规模推广。因为老钢企改造用此构想比较困难。这几年，宝钢在湛江东海岛建设新钢铁基地，基本采用这个思路。未来钢企改造重新战略布局时，应会有更大规模的应用。

记者：您曾针对钢企的碳排放，提出氢冶金学？

徐匡迪：科学设想是利用太阳能或者水力、风力、核发电等没有碳排放的绿色能源，电解水提取氢，再用氢还原氧化铁，排放的是水蒸汽。在实验室已试验成功，但要变成大工业装置还有待时日。

记者：您市长任内，上海变化很快，谈谈城市发展与环境。

徐匡迪：上海的变化是从一个近代工业大城市，转化成国际金融贸易港口和高技术城市。上海曾是中国工业高度聚集的城市，带来的是城市污染、交通运输等问题。在这种情势下，上海必须转型，建证劵、期货、外汇、钻石等交易市场，同时，发展金融业。一个现代化城市，应是资金流、信息流、物资流和科技流的聚散地，而不是原材料和工业产品聚散地。

记者：您在科研高潮时，步入政坛，可有遗憾？

徐匡迪：我们这代人，经历过国家、民族存亡的苦难时期，以国家危亡为重，以天下为己任，报效国家的意识很强烈。 我的人生有两次大转折。 当年，瑞典公司希望我留下，把我太太和女儿也办了去。我在瑞典月薪5000多美元，远远高于同在瑞典的中国教授。钱是很多，但我们应该对培养我的国家负责。前几天我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讲到派留学生，激动得热泪盈眶。多亏小平同志，我们知识分子才有今天。我不能为自己的利益，就忘了国家，忘了党对我们的希望，我是个党员。 另外一次转折就是在科研事业最高峰时，当时，我已被提名院士，一轮已经通过，组织上调我去市政府工作，思想上不能说没有斗争。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跟我说，你可以保留教授的职位，只是，人家玩的时候你去做研究。他说“我还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呢”。（您担任上海市长时还在发表论文。）对。我署名的文章，我都曾指导、参与过，不属于我研究领域，或未直接指导、参与过实验的文章决不挂名。

记者：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徐匡迪：最重要的是执著的追求真理和对科学事业的忠诚。 现在科学界的年青人有些浮躁，为了成果，有人甚至造假。科学上，是不能有任何侥幸和马虎的。我曾停止过一个研究生的读博。因为只有经过一系列实验，才能获得一条反映客观规律的曲线，而他只做了若干实验，就用计算机拟合出一条曲线。这条曲线太完美了，我心里没底，让他重做，他做不出，只好老实说。虽然我们私人感情很好，但这些事是做科学工作不能原谅的。我和他说，希望你到社会上锻炼一段时间，培养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恐怕很难在专业上有所成就。

记者：您曾鼓励理工学生多读人文科学类书籍，这是您的经验吗？

徐匡迪：这不是我个人的经验，是所有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的经验。我不说科学家，我还不敢当科学家。我们常讲专家，如果只专注自己的专业，就有可能成为匠人，你懂得怎么做好这件事，掌握的只是一种技艺，但好的科技工作者却不应该只是匠人。工程科学的发展，需要哲学思维，工程和环境有关，和周边生态有关，如果只做匠人，就会只考虑一件事。另外，工程不是一个人的事，这就有社会学和管理学的问题。所以，凡在科学技术上有造诣的先辈，他们的人文基础都很好。当然，人的精力有限，每一行都成为专家也不可能。但工程科技工作者要有人文教养，则是必需的。

记者：请您对青年学生说几句话。

徐匡迪：年轻人一定要有理想，这很重要。所谓理想，不能是非常实际的事，我要买房，买车，要找个好老婆、好工作，这不算理想。理想是你对社会、国家的责任和愿景，然后才是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规划和设想。如果有理想，从事各行各业都能成功；如果没有理想，就是功利主义，什么事有利就做什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都能做出来。 说到人文精神和对年青人的期望，我想起黑格尔讲过的一句话，他使我非常感动。他说：一个民族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如果只是关心自己脚下的事情，将注定没有未来。 年轻人要探索的事太多了。你只有对探索未知有兴趣，这个民族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