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下简称记）：您这一路读书，没有中断过学业，似乎没有受到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的影响。

吴澄（下简称吴）：1957年，我从嘉兴一中高中毕业，成天就是打打球。那是高校招生历年最少的一年，107000人。有的人提意见，希望多招一点。我们的学生会主席就倒霉，嘉兴就他去提意见了。北大录取他的章都盖好了，后来又被划掉，并被打成了右派。
　　 老实话，那个时候，只要让我好好念书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念书要受批判。困难时期，运动少了，提倡念书了，我求之不得。

记：童年、少年时期，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嘉兴一中的老师里有没有印象深的？

吴：说老实话，真没有。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偶像。
　　 （印象深的老师）当然有。嘉兴一中的老师总体是很优秀的，包括我的班主任。后来我也去看望过他，还有几位挺好的老师。我跟老师没有特别深交，可能当时我的表现也不突出。
　　 我比较冷静，有自己的看法，这个习惯表现在方方面面。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忘乎所以，所以我不是一个感性的人。这种性格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人人）都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太冷。我很了解自己所谓的长处，也了解自己的短处。我有些朋友，我们深交得很知心。大家知根知底，性格可以不同，但正派是必须的。

记：为什么您秉持做人做事的原则，一要讲良心，二不要有野心？

吴：文化大革命时，清华是个政治舞台，各种各样背景的人很多。我是老师，比较年轻，也没有什么“辫子”。如果有野心，喜欢张罗、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很可能会越走越远。我处理这种事情真叫没野心。我也不懂背景，我就是按自己最基础、最朴实的良心办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但如果说要做人，有最基本的东西。从我来说，比如说做人的责任感，小到一个人对家庭、对父母的责任感。到了大学，觉得我是同龄人当中很幸运的人，我就要为国家做点事情，有一个报恩的思想。它是一种很朴素的开始，也是一种动力。一个人有责任感，是非常起码的。
　　 清华老的一辈，都讲为人为学。为人，我觉得要真正做一个讲诚信的人，讲话算数，这是为人的基本要求。然后就是做事，你要踏实，做一件事情像一件事情。我们叫为学要笃行。
　　 我在清华留校以后，实验室的实验员，好多是中专毕业的，他们是教学辅助人员，在清华没地位。但我想如果当年考了中专，我也可能和他们一样。人的很多转变就是在某几个时候，尽管你不是自觉的。这种东西是客观环境给你造成的，一个人不管有什么光环，都用不着骄傲。做人要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摆正位置，你会成功地做点事情，你也会愉快。这在整个一生都是很有用的。

记：为什么您1983年从美国回来，一页稿子、一件旧衣服、一双破袜子都要带回国来？

吴：当时，对国家感情很深，包括一些旧东西，扔在国外，心里总有点别扭，中国的东西我都把它带回来，即使是废物。（这是）一种对于国家故土的感情。

记：现在很多家庭，都想把孩子送出国，留学热、移民热，作为老一代留学生，怎么看？

吴：我们那时候也有（在国外）留下来的，后来政策上有夫人出去陪读，不过人少一点。我觉得国外是有好的方面，特别是年轻人到国外去，有这么一段经历，对他将来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所以国家政策是来去自由，我觉得是很对的。而且到国外的这些人，从我的接触当中，他们即使留在那儿，也是很爱国的。我们中国要发展，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它要聚集各种各样的力量，包括海外的中国人。
　　 另外，在外国像美国，它的儿童教育条件就比中国好，这是不能不承认的。父母总是希望子女有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环境，这是人之常情。要把孩子送出去学习，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他的身份改变了，但心还是在中国的，会用不同形式来帮助中国做事情。所以我理解他们，（对他们）有信心。
　　 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说出国不回来了，那是叛国。现在能这样说人家吗？所以这个社会进步就进步在这儿。这是国家有信心、强大的表现。

记：一辈子过来，哪些时候给您带来幸福感？

吴：小时候那段时间，即使高考也没有压力。在嘉兴一中住“马棚”（日伪时期的马厩稍加改造）里面，半年回家一次。平时星期天就是玩玩，打打篮球，那个时候过得真叫无忧无虑。嘉兴很多情况还留在脑子里，而且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物质不丰富，精神很愉快。大学这段时间，政治运动很多，但清华的传统还是尽量保留下来了。总的回想起来还是不错的。能够念书，能够成长。即使那个时候吃了点苦，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有点意思吧。
　　 在国外这两年也还不错，那个时候在国外就是念书，没有任何一点事情干扰。回来在“863计划”工作这几年，工作比较辛苦，精神压力很大，头发也开始变白了，但是感到对国家有用，还是心情很愉快。

记：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穷，人才却很多。为什么？

吴：我们国家历史上长期受到外国的欺负，有屈辱的历史，所以很多知识分子都希望国家富强，用自己的知识报国，让国家强大一点，让老百姓生活好一点，这个思想是普遍的，这就产生了动力。现在，国家富了，年轻一代怎么教育，这是个大课题。中国这个民族有个弱点，对子女太多呵护、太上心。我觉得中国年轻人的教育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远不是教育界的问题，是全社会的责任。

记：您对自己子女是什么教育态度？

吴：总的来说，我比较严格，但我还是以自然的方式去教育。我第二个女儿清华毕业了以后要去国外念书，我都不帮忙办各种手续，所有要办的事情都让她自己去办。这是锻炼孩子，有好处的。我大学暑假从北京到家里，一段一段慢车转车转6次，72小时在车上没睡觉，不也到家了吗？孩子能力是很强的，父母别老是不放心，都是锻炼出来的。我觉得父母得放手。

记：最近一次回老家是什么时候？

吴：今年（2014年）我因私回去过，清明扫墓的时候我也去的。去年（2013年）是初中同学聚会，我从杭州到那儿（崇福）去了一下。我父母在的时候，每年都回去两次。关起门来，不参加任何应酬，我就陪陪妈妈。

记：桐乡或者崇福留给您的记忆是什么？

吴：江南小镇。它的各种味道就在这个小镇上、街道上、集市上、运河的桥上……都是小镇的感觉。

记：有想过再干多少年？

吴：到了院士退休（年纪）我就退休。
　　 我75岁了。最近参加中日韩三国工程院会议，第一天（大家）在一起吃饭，一问，发现我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比他们大得多，后来我一想，啊，我年纪这么大了。
　　 我现在觉得，我脑子还好使，对很多事情反应挺快，比较灵敏，一直在用脑子，所以没有停下来。

记：您的乐事是什么？

吴：安静下来，听听音乐，脑子放松放松，休息休息；或者看点有意义的历史小说，想想现在。想得深一点，可以想点中国的发展。我喜欢忙中偷闲。我最不喜欢就是各种应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