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澄 :为学重要,为人更重要
    去中国地质科学院拜访陈毓川院士,先见到的是深灰色的建筑群。穿过回廊,来到他格外充实的办公室:码得整整齐齐的资料,占满了一面墙的柜子,还有四处摆放的晶体矿石标本,散发着旷野的气息。年已八旬的陈毓川院士,身着水泥色的夹克衫,灰色的裤子,思路敏捷,脸色散发着经年在野外生活的气息。
吴澄院士:信息化不能一蹴而就
“我坚信,我国的企业通过信息技术带动竞争力的提高,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结合国情和企业现状,一定能走出自己的创新道路。”吴澄几十年如一日的为了中国的自主创新钻研不断。
【院士图集】
【对话】关键是有一个信念

记者(下简称记):您这一路读书,没有中断过学业,似乎没有受到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的影响。

吴澄(下简称吴):1957年,我从嘉兴一中高中毕业,成天就是打打球。那是高校招生历年最少的一年,107000人。有的人提意见,希望多招一点。我们的学生会主席就倒霉,嘉兴就他去提意见了。北大录取他的章都盖好了,后来又被划掉,并被打成了右派。
   老实话,那个时候,只要让我好好念书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念书要受批判。困难时期,运动少了,提倡念书了,我求之不得。

记:童年、少年时期,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嘉兴一中的老师里有没有印象深的?

吴:说老实话,真没有。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偶像。
   (印象深的老师)当然有。嘉兴一中的老师总体是很优秀的,包括我的班主任。后来我也去看望过他,还有几位挺好的老师。我跟老师没有特别深交,可能当时我的表现也不突出。
   我比较冷静,有自己的看法,这个习惯表现在方方面面。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忘乎所以,所以我不是一个感性的人。这种性格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人人)都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太冷。我很了解自己所谓的长处,也了解自己的短处。我有些朋友,我们深交得很知心。大家知根知底,性格可以不同,但正派是必须的。

记:为什么您秉持做人做事的原则,一要讲良心,二不要有野心?

吴:文化大革命时,清华是个政治舞台,各种各样背景的人很多。我是老师,比较年轻,也没有什么“辫子”。如果有野心,喜欢张罗、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很可能会越走越远。我处理这种事情真叫没野心。我也不懂背景,我就是按自己最基础、最朴实的良心办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但如果说要做人,有最基本的东西。从我来说,比如说做人的责任感,小到一个人对家庭、对父母的责任感。到了大学,觉得我是同龄人当中很幸运的人,我就要为国家做点事情,有一个报恩的思想。它是一种很朴素的开始,也是一种动力。一个人有责任感,是非常起码的。
   清华老的一辈,都讲为人为学。为人,我觉得要真正做一个讲诚信的人,讲话算数,这是为人的基本要求。然后就是做事,你要踏实,做一件事情像一件事情。我们叫为学要笃行。
   我在清华留校以后,实验室的实验员,好多是中专毕业的,他们是教学辅助人员,在清华没地位。但我想如果当年考了中专,我也可能和他们一样。人的很多转变就是在某几个时候,尽管你不是自觉的。这种东西是客观环境给你造成的,一个人不管有什么光环,都用不着骄傲。做人要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摆正位置,你会成功地做点事情,你也会愉快。这在整个一生都是很有用的。

记:为什么您1983年从美国回来,一页稿子、一件旧衣服、一双破袜子都要带回国来?

吴:当时,对国家感情很深,包括一些旧东西,扔在国外,心里总有点别扭,中国的东西我都把它带回来,即使是废物。(这是)一种对于国家故土的感情。

记:现在很多家庭,都想把孩子送出国,留学热、移民热,作为老一代留学生,怎么看?

吴:我们那时候也有(在国外)留下来的,后来政策上有夫人出去陪读,不过人少一点。我觉得国外是有好的方面,特别是年轻人到国外去,有这么一段经历,对他将来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所以国家政策是来去自由,我觉得是很对的。而且到国外的这些人,从我的接触当中,他们即使留在那儿,也是很爱国的。我们中国要发展,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它要聚集各种各样的力量,包括海外的中国人。
   另外,在外国像美国,它的儿童教育条件就比中国好,这是不能不承认的。父母总是希望子女有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环境,这是人之常情。要把孩子送出去学习,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他的身份改变了,但心还是在中国的,会用不同形式来帮助中国做事情。所以我理解他们,(对他们)有信心。
   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说出国不回来了,那是叛国。现在能这样说人家吗?所以这个社会进步就进步在这儿。这是国家有信心、强大的表现。

记:一辈子过来,哪些时候给您带来幸福感?

吴:小时候那段时间,即使高考也没有压力。在嘉兴一中住“马棚”(日伪时期的马厩稍加改造)里面,半年回家一次。平时星期天就是玩玩,打打篮球,那个时候过得真叫无忧无虑。嘉兴很多情况还留在脑子里,而且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物质不丰富,精神很愉快。大学这段时间,政治运动很多,但清华的传统还是尽量保留下来了。总的回想起来还是不错的。能够念书,能够成长。即使那个时候吃了点苦,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有点意思吧。
   在国外这两年也还不错,那个时候在国外就是念书,没有任何一点事情干扰。回来在“863计划”工作这几年,工作比较辛苦,精神压力很大,头发也开始变白了,但是感到对国家有用,还是心情很愉快。

记: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穷,人才却很多。为什么?

吴:我们国家历史上长期受到外国的欺负,有屈辱的历史,所以很多知识分子都希望国家富强,用自己的知识报国,让国家强大一点,让老百姓生活好一点,这个思想是普遍的,这就产生了动力。现在,国家富了,年轻一代怎么教育,这是个大课题。中国这个民族有个弱点,对子女太多呵护、太上心。我觉得中国年轻人的教育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远不是教育界的问题,是全社会的责任。

记:您对自己子女是什么教育态度?

吴:总的来说,我比较严格,但我还是以自然的方式去教育。我第二个女儿清华毕业了以后要去国外念书,我都不帮忙办各种手续,所有要办的事情都让她自己去办。这是锻炼孩子,有好处的。我大学暑假从北京到家里,一段一段慢车转车转6次,72小时在车上没睡觉,不也到家了吗?孩子能力是很强的,父母别老是不放心,都是锻炼出来的。我觉得父母得放手。

记:最近一次回老家是什么时候?

吴:今年(2014年)我因私回去过,清明扫墓的时候我也去的。去年(2013年)是初中同学聚会,我从杭州到那儿(崇福)去了一下。我父母在的时候,每年都回去两次。关起门来,不参加任何应酬,我就陪陪妈妈。

记:桐乡或者崇福留给您的记忆是什么?

吴:江南小镇。它的各种味道就在这个小镇上、街道上、集市上、运河的桥上……都是小镇的感觉。

记:有想过再干多少年?

吴:到了院士退休(年纪)我就退休。
   我75岁了。最近参加中日韩三国工程院会议,第一天(大家)在一起吃饭,一问,发现我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比他们大得多,后来我一想,啊,我年纪这么大了。
   我现在觉得,我脑子还好使,对很多事情反应挺快,比较灵敏,一直在用脑子,所以没有停下来。

记:您的乐事是什么?

吴:安静下来,听听音乐,脑子放松放松,休息休息;或者看点有意义的历史小说,想想现在。想得深一点,可以想点中国的发展。我喜欢忙中偷闲。我最不喜欢就是各种应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