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文革时，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您为什么坚持自学？

沈保根：我根本没想到还有机会上学，只是因为喜欢读书。辍学后，我十分伤心。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认为读书很重要，这一观念非常明确。老师要我多学，我觉得挺好，有什么就看什么，不为考试准备，但确实在考试时发挥了作用。

记者：在国家的动荡时期，为什么还能培养出那么多人才？

沈保根：和很多因素有关。大师是需要被认可的，现在进行研究的年轻学者，如果他们的成果被后人认可，也可能产生大师。 那时的大师，分几种。 一种是两弹一星，他们为了国家安全和强大，要承担这个责任，需要很多科学家，一下子涌现出很多大师。大师是需要人文素养、科学知识和奋斗精神，他们带着两弹一星精神，到大西北一辈子，甚至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干嘛。文革后，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老百姓对科学家非常尊重，出现了陈景润这样的数学大师。 确实有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什么都不考虑，一心进行科学研究和培养年轻人，现在确实少了。

记者：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谈到高校教育。近年来，一直有种说法，现代大学生，有知识没文化，

你觉得大学教育最重要是什么？建议？

沈院士：高校教育主要分教学型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现在家长对孩子进好学校的期望太热烈，当然不能说完全不对，但若是为了好工作，好前途，学些没兴趣的东西，为了应付考试，那考完后还剩什么？教育上的问题，和我们社会的认识是有关联的。 现在我们也在做试点，希望有所改变。国科大招生不多，但专门培养科学家，教学模式也不同。教育值得思考，需要改革。 我们培养一个人到底要干什么？这是一个价值导向问题。

记者：您曾说研究生培养，要考虑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培养，要让人文精神担任灯塔，人文精神对科研有何作用？

沈保根：我没有机会念很多人文类书籍。但我认为好的科研人员，他的素质应是多方面的，掌握科学知识仅是一面，其他人文科学，包括科技、文化发展历史，都应有所了解，这是基本素质需要。因为工作关系，我与杨振宁、李政道都有些接触，他们的历史人文认识都很深，听他们做报告，是种享受，这才叫科学大师。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人文素质也都好极了。不止科研上有创新成就，而应有全方位的文化底蕴，才能够促进我们科学的发展。

记者：您对子女是怎样的教育模式？

沈保根：我没有太多时间来管孩子的事情，现在他早就博士毕业，参加工作，他在中关村理化技术研究所从事低温工程研究。

记者：您对家乡印象最深的是？您和家乡有合作项目吗？

沈保根：我在家乡最放不下的就是我母亲了。虽然她已经去世了，但她健在时，我每次路过家乡附近，一定要回去看看她。她对我影响太大了，我7岁时父亲就过世了，母亲独自拉扯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很不容易。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农村变化非常大。我回来时会去拜访小时候对我特别关照的老人。另外，接触多的就是企业了，不过没有合作项目，偶尔帮着出主意。

记者：请您对家乡的青少年说几句话？

沈保根：我们家乡的学生，是非常向往读书的。历史上也出了很多名人，我觉得这样的精神应该传承下去。 这里非常富裕，这有好有不好，容易满足现状。年轻人，尤其是学生，意识要放得更高一些，眼光要看得远一点，对国际上发生的事情，不能仅仅只是关心，还要思考。为什么学？要把学习和国家民族的富强联系起来。不能只考虑个人，要考虑到社会发展、家乡发展、家庭发展。 现在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各种各样，有些父母顺着孩子的个性培养，非常好，但也有些父母逼孩子做不愿做的事情，我觉得是适得其反。 我希望家乡的孩子，有信心和决心，从事科研，为科学的发展努力。科学发展是国家富强的希望，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离不开科学事业的发展。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孩子们，要敢于承担这样的责任。希望更多的孩子走到这个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