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是在实践中边干边学，尤其在战争年代中自学，您能在专业上取得现在的成绩，靠的是什么？

钱正英：人家叫我水利专家，其实我在大学里学土木工程，偏房屋建设，根本不是水利。我大学也没毕业，我是地下党员，大四刚开学不久，日本人要追捕，我就撤退到解放区了。

怎么学？中国有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虽然也读了不少书，但可能不到万卷。行万里没问题，我们做水利的，是直接观察大自然，学习着。

长江黄河我都走过。水在山上怎么发源，怎么成为小沟小河，怎么到大沟，最后到大河，我都走过了。书在哪里读？都在农村，找地主家里留下来的书，能找到一些。

记者：您的父亲留美学水利，却不让你学水利，为什么？

钱正英：我父亲留学康奈尔大学学水利。他回来后，第一份水利工作在武汉，做江汉工程局第二工程事务所主任。他的前任因为1935年大水被撤职，父亲去时战战兢兢。1936年发大水，当时，我们家在南京，他叫母亲带着两个最心疼的孩子，我和弟弟，陪在武汉度汛，万一有事，有亲人守着。

我那时很小，天天陪他到武昌长江边看水尺，水涨，就害怕。我看着他焦头烂额，他对付不了那些包工头、腐败官吏。就这样战战兢兢过了汛期。母亲不让他再干水利了，他的工资都贴了，靠母亲卖陪嫁首饰过日子，全家也跟着担惊受怕。他过了汛期就辞职了。此后，他在电厂、开滦煤矿都工作过，再没碰过水利。

他碰了钉子后，交代我，将来可以念工程，但绝对不要念水利。北京解放后，我在山东主持黄河河务工作，去参加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他到北京来看我，才知道，最后我还是干了水利。

记者：您不仅是水利专家，也是共和国任期最长的水利部长，您最引以为傲的是？您对现在的水利工作和水利工作者，

有何建议？

钱正英：引以为傲的没什么，都是应当做的。中国水问题通俗讲就是水多水少水脏，我最遗憾的是，水脏的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水污染问题没解决。我在任时，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对水多水少，也就是洪涝旱灾等灾害，有相当程度的解决。我出生前两年，长江淮河大水，1931年长江淮河大水，1933年黄河大水，40年代旱灾。那时，在上海，人家吓唬小孩子说，再闹，黄河堵口抓小孩去堵。水多水少现在从基本上可以控制了。

记者：您主持了三峡可行性的论证，当时的争论很大？

钱正英：三峡能不能上马，该不该上马，有非常大的争论，争论了几十年。当时，国务院负责人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他听了我们多次汇报认为，三峡问题在技术上看来他们是有把握解决的，在经济上国家有力量可以建的，最大的问题是许多人都反对建三峡。 邓小平当时回答他，如果技术经济上可行，还是应该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而且问题更大。

记者：您的家族钱氏是嘉兴望族，出了很多人才，在您接受的教育中，有没有影响您的家风家训？您怎样教育子女？

钱正英：我们钱氏的家训是清芬世守，老宅就叫清芬堂，是乾隆皇帝题写的。那时有位女画家叫陈书，是浙江名门大族，她晚上纺织教他的儿子念书，她的儿子钱陈群谥号文端公。 我现在教育子女还是要他清芬世守。 我给你们讲个小故事。 全国人大刚通过三峡工程建设，国外一个专门搞房屋建设的公司，让我一个老同学，陪他到北京来找我，他看中三峡的商机，希望承包移民房屋兴建。在接待招待会上，他们悄悄塞了5块金币，放到我口袋里，在我耳边招呼，说这些没关系，是商业上通行的，给你小孩的。散会后，我们一起研究，五块金币当时估价4万多块人民币，研究决定让我们办公室副主任找到那个老外，跟他讲，你托钱正英转送给三峡工程的金币我们收到了，现在给你一封感谢状。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

记者：你们家哪一代从嘉兴出来？您对嘉兴有何印象？

钱正英：从我曾祖时。他是清光绪时的军机大臣，谥号恭勤公，八国联军后，我家就搬到上海了。解放前，我一共回过嘉兴两次。一次是我父亲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回国后第一份工作在沪杭甬铁路，他去嘉兴，我们跟他回去；第二次，我祖母在南京我家去世后，母亲负责把她灵柩送回嘉兴，我跟着妈妈到嘉兴。 嘉兴话我不会说，能学两句，东南西北我搞不清楚，只知道我们家住在莲花桥，祖上故居叫清芬堂。 市区旧城改造时，补偿祖居好几十万，人多，不好分配，他们找到我，我出了个主意，成立了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