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1973年，高能所成立时，张文裕希望您回去。回去的话，不会这么辛苦，能与家人团聚，您为什么选择留在戈壁？

钱绍钧：不能完全这么说，73年时，要做加速器，高能物理研究室扩成研究所，张先生想让我回来。他找朱光亚，通过国防科委来转告我这个意思。张先生一直对我很好，但我觉得不能再改了。我改来改去太多次，73年我39岁了，（基地）那边干了7年，业务上已进入阵地，再改又要重新学起。再说，我做高能物理的基础比较弱，只在苏联做了三年，这7年都没接触，我有自知之明。每改一次行都有收获，但反过来每改一次行也很辛苦，我不想改了，张先生理解了。

记者：做科研，除了您提到来不得半点虚假，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钱绍钧：就是认真劲儿。其实人跟人的智力差不了多少，但是人跟人的努力程度可以差倍数，成倍成倍地差。陈景润，他特别努力，做出来多少个麻袋的草稿纸。工作要有这种韧劲，一个问题解决不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坚持再坚持，科研就是这个认真劲儿。科学是客观规律，既然有这个规律，你总是能探索得到的，只是现在可能没有这个实验条件，证明不了，但经过努力跳一跳（就）能上。认真劲儿、韧劲儿，是最重要的。 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一点。我写了文章，写好放在抽屉里，一般要放一个礼拜，因为写时是种思路，再看有些地方觉得很荒唐，会发现很多问题。我轻易不写东西，要写就要写好。

记者：都知道要认真，但要保持认真不容易，您如何持续保持认真劲儿？

钱绍钧：这其实是人生观问题。说穿了你为什么要搞科研？有很多事不需要你那么费劲儿，但往往这个事他不需要费劲儿，但另外的地方同样要费劲儿，做生意，不认真也得亏本啊。

我们做的是国家的任务，不是开玩笑。我们的数据是要被拿去检验武器设计的合理性，我们做的所有工作，都来检验我的设计是否合理，是不是正确。这是一条龙，你这个环节必须要做到，必须把问题都找出来，哪些是对的，哪些是有毛病的，然后提出问题他们去改进。这样我们就能用最少的实验次数做出最好的结果。你不认真你就得多做几次，钱呢，时间呢，都没有了。这就是我们对国家任务的态度。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些人受益于国家给的机遇。

记者：1966年，您到基地原子能研究所后不久，文革开始，您家是地主，您受到冲击没？

钱绍钧：1961年，要把我派往苏联留学时，因为我家庭是地主，就已经审查过我。那时，我的关系在北京市委，他们做了深入调查。这个调查对我非常重要，当时有两个人帮我查了一年左右，把所有的关系都彻底查清，有个结论，证明没有政治上的问题，就是一个普通的地主。不然也不可能调到部队去，文革时，我基本没受什么冲击。

记者：您今年已经81岁，可红光满面，身体健朗。之前报道中说，您在基地时，吃得最晚，睡得最少，干得最多，

您如何保持旺盛精力？

钱绍钧：这是报道说说的。那时，很努力的人是多数的，我们基地的传统就是都很努力。文革时要学习、革命，吃好晚饭开始科研了，灯火一片。有些随军家属找我敲门，钱主任，谁谁谁怎么现在三点还不回家，那我就到实验室里去看，还在做实验呢。 就我个人而言，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每天一小时的锻炼，让我终生受益。到了北大后，我还是体育锻炼积极分子。

记者：您对孩子们的教育是怎样的？

钱绍钧：他们挺好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机会。老大是大学环保系的教授；老二是生产开发、销售汽车的高级漆，一条龙服务。我没有什么教育方法，就是自由。他们小时，我也没有时间管他们，主要是老伴。在我们家里，军功章绝对有她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孩子也比较自立，不太需要我去帮他们做什么事。

记者：您最近回过家乡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钱绍钧：我家祖宅原来在平湖（？）弄6号，上次回去看到已经拆了，变成简易楼房。我姐姐在嘉兴，去年在嘉兴呆了两个小时，她抱怨才两个小时，还不如不回。 家乡变化比较大。我去看过几个工厂，我们的特点是搞小企业，若从技术角度考虑，跟当前信息系统结合起来，应该有更多机会。

记者：请您对家乡的青少年说句话。

钱绍钧：我们很遗憾，出来了以后很少回去，对家乡没什么贡献，希望他们将来不会走我们的路，不仅对国家有贡献，对家乡也要有贡献。我父亲常说，你回去干吗，你（对家乡）什么贡献也没有。过去浙江工业条件比较差，很多理工科学生跟着产业发展而发展，不得不走出去，远离浙江。现在服务行业，包括金融都跟网络有关系，因此不一定要走得很远才能给国家做贡献，希望把两者结合起来，给国家做贡献，也给家乡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