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刚工作没多久，就赶上文革，会不会觉得失落？

费维扬：文革对我影响挺大。文革开始时，我正在石油五厂做设备改造。后来全校“停课闹革命”，我们也被叫回来，我们的老师像汪家鼎先生都进牛棚了，我很不理解。

当时清华情况很复杂，武斗开始后，我就回了上海。不久，我们去江西鄱阳湖边鲤鱼洲接受再教育。这里是血吸虫疫区，去了三个月我就得了血吸虫病，住院治疗了两个月。

不久，清华大学200号要上个大项目，学校把我叫回来了，一直到1979年年底回到北京。

文革中，我们没说瞎话。虽然感到迷茫，但我们在观察，在思考。我们年轻人还好没有挨批，不像老先生，他们挺辛苦。但浪费时间很多。好在1969年之后，我就回到200号参加核反应堆工程，业务上影响不是太大。

记者：科研要顶天立地树人，您对树人的标准是什么？

费维扬：从大处来说，树人，在现在就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那些要求。

我们年轻时的要求比较简单，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当然，也包括爱国奉献等这些很重要的品质。

对年轻人来说，我觉得现在还是这样，简单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要爱国，踏踏实实地学习，学习的知识能回报祖国。

现在的年轻人很聪明，但有些急于求成。

成长的道路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锻炼身体也很重要，需要全面发展。清华一直对锻炼比较重视。我现在没时间锻炼身体。不过，我每天骑车上下班，有时走走路，算锻炼了。

记者：您对学生的教育中最看重什么？

费维扬：就是教书育人。本科生、研究生，我给他们讲一讲课。我带的比较多的是博士生，至今，一共带了三十多个博士生。一个是他们要选好题，我们的选题还是按照学校一贯的科学理念，顶天立地，按照国家的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题目都比较好，学生也比较感兴趣。在品质上，要求学生严谨踏实，把工作做好。我们的学生现在都还不错。

记者：您父亲曾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您家是书香门第，有家风家训吗？您对子女教育最注重什么？

费维扬：我家没有具体的家风家训，父亲一辈子都是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他出过书，教学非常认真。这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从小就有个很好的熏陶，做事情都比较认真。

教育子女，主要看他们自己喜欢了。我在清华，他们在清华附校念书比较方便，教育比较好。老大读的是北京理工大学，老二是北京医科大学，他们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底下（指其他的）就靠他们自己了。

记者：很多科学家也都有很广泛的兴趣，您喜欢弹琵琶和拉二胡，这对科研有什么帮助？

费维扬：我觉得这挺重要的。

我小时学过二胡，进清华后，我参加了民乐队。当时弹琵琶的同学快毕业了，因为我学过古琴，老师就说你学琵琶吧，我就学了段时间。

民乐非常好，旋律非常美，确实对培养情操非常有好处，民乐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祖国的大好河山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比如诗歌，像李白杜甫的诗歌，学了之后，就觉得咱们的文化传统确实非常好。

不过，现在我也没时间弹了，但我比较喜欢，累了就放点音乐，休息一下。琵琶我最喜欢《春江花月夜》、《阳春白雪》，二胡我最喜欢《良宵》、《光明行》。（您知道平湖派琵琶吗？）平湖派琵琶我知道的。

记者：您和平湖、嘉兴有合作项目吗？

费维扬：有一点。嘉兴开科学交流会，把我们找回去了，在嘉兴做些交流。2013年，我们学校和乍浦港区浙江信汇合成新材料有限公司建立了院士工作站，解决橡胶生产的环保问题等领域展开合作，我这里有几个年轻教授，做些改造项目。

记者：这几年您经常回家乡，对家乡有什么印象？

费维扬：变化很大。我出生时正值抗战，我被送回老家，我祖父住在方桥附近，外婆住在迎恩桥（？）。那时平湖小桥流水，水很清澈，环境很秀美。中学时，祖父母都还在，我还经常回去。 现在变化很大。现代化发展快，城市面貌不一样了，原来江南小镇的风貌保留得不多，只有南河头那里还有些地方，挺可惜的。当然，这也是发展的一个过程。 现在回家乡不多，差不多每年一两次。我去的比较多的是港区。家乡希望我们在港区做工作站，我选了科技含量比较多、效益还不错的企业，先帮他们的科技创新，进一步发展。 港区发展得很快，不过，引进项目时，要由以前的注重速度、规模的粗放型发展，向质量效益的集约型发展转型。 现在强调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保证平湖生态发展，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做些工作。平湖原来不是叫金平湖吗，这是非常好的环境，非常美，希望以后不光经济发展，环境也能越来越好。

记者：您对家乡青年学子说几句话？

费维扬：教育非常重要，要注重教育。现在年轻人条件好，有些可能会有些娇生惯养。我希望年轻人在年轻时，还是要刻苦学习，为以后打好基础。中小学的基础非常重要。家长也要严格要求，让年轻人努力学习，为以后成才打好基础。我想家乡人还是很聪明的，条件很好，以后肯定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比一代好。